李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作者李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实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510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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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是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带来的影响。今天讲的内容来自于我与杨修娜博士最近刚刚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即为刚刚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准备的背景报告。

一、引言

当前我国提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大的背景是要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差距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目前大家对于共同富裕有不同的理解，它先是作为一个理念提出的，这个理念具体如何成为行动纲领，还需要对共同富裕有进一步的认识。

共同富裕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富裕。富裕是最重要的，如果只强调共同或共享，我国几十年前就已达到了这种状态。因而，要把富裕放到第一位，其次才是共享的问题。如果要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那就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同时要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仅仅对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消费稳定和消费升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一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低，二是收入差距处在居高不下的状态。这两个挑战使共同富裕的实现变得更加艰难。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实证的角度来说，标准的选择十分关键，因为这个标准决定了估算、判断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结果。学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整理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到，对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算方法有很多种，但差异非常大。以2012年的估计结果为例，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估计的最高值达54%，而估计的最低值还不到10%；到2025年“十四五”时期结束时，乐观的预测认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会接近60%，而一些比较悲观的估计则不到20%，差别非常大。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关键问题是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的不同。在总体收入分配中，可以把人群分为三部分：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的多少取决于一个收入区间，怎样把这个区间界定清楚是最关键的。当然这个区间的界定有很多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标准，一类是相对标准。所谓绝对的标准是指确定一个收入区间，它独立于本国的收入分布、不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根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如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Kharas,2010），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区间下限是每人每天10美元，上限是每人每天100美元。很多欧盟国家使用的则是相对标准（基于本国的收入分布），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上下限。我国统计局使用的标准是一个标准家庭（3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间。不同的界定标准，对应的上下限不同，所得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适合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如果使用绝对标准，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肯定会不断扩大。如果使用相对标准则会面临一个困境：随着收入增长，若收入差距不改变，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例会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等收入人群比例不断扩大，是无法做到的，只有使用绝对标准才能做到。我们提出了一套新标准，兼顾到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即使用全球的标准用来测量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具体方法是先把全球总人口的收入分布的中位数确定下来，按照这个中位数的67%-200%作为一个收入区间，用以确定各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有30%左右的人群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印度可能只有10%，美国可能会超过70%。这个标准的好处是在全球范围使用统一的标准，使国别之间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具备可比性。

在这个标准下，一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变动，一方面取决于本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增长率，即相对于全球平均收入增长率。若一国收入相对增长率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即使在收入差距不变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国家本身收入差距的变化。

我们利用CHIP数据（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2018年），按照全球标准、欧盟标准、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标准分别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按照全球标准，2018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占总人口的29.4%，这和国家统计局标准下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但这个接近存在时点偶然性。未来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两种标准下得出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按照统计局的标准估计出的中等收入人群比例的上升速度会更快一些。按照全球标准，2018年我国高收入人群所占比重仅3%，低收入人群占到约68%，说明全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都属于低收入人群。在全球标准下，我国城镇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远高于农村，大约达到45%，农村仅有约7%，相差6-7倍，差距非常大。

因此，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划分标准，对中国而言要选择什么样的标准，需要从动态角度考虑。中国是收入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国家，既不能使用发达国家的相对标准，也不能使用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绝对标准，要把相对和绝对结合起来考虑。按照这样一个新的标准，到2018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不到三分之一，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远低于一些欧洲国家，低于美国和加拿大，也低于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甚至还低于俄罗斯。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偏低，是根据此国际标准得出的基本判断。

接下来谈一下收入差距问题。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国的收入差距处在高位波动的状态，2008年后有几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幅度较小，近几年又有所反弹。预计未来仍会处于交替上升下降的波动状态，不会处于长期稳定的下降趋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从收入分配的结构来看，有几年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源于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过去几年我国在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上做了很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地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趋势也是一个问题。

三、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趋势预测

我们对未来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例的变动做了预测。在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收入增长率下，到2030年、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速度也会有所不同。在比较乐观情况下，未来15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率能够保持在6.5%的水平上，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可以达到45%，也就是上升1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如果收入增长率降至4%，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将小于40%；如果收入增长率仅有3%，和全球增长率几乎同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将不会有所变动，而是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

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效应

对于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产生的消费效应，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模拟分析。对于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而言，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远远高于高收入人群。而相对贫困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可能超过100%，很多穷人的收入很低，但消费是刚性的，会举债消费。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均值在2018年约为65%，农村比城市更低；高收入人群大概是50%。如果低收入人群转变为中等收入人群是靠收入增长实现的，那么收入增长会带来两个效应：第一是价格效应，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会有所下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减少，而不是消费增加。第二是收入效应，收入本身的提高带来消费的增加。这两个效应要加以区分。如果低收入人群中分别有20%、50%、8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估算了其对整体消费产生的影响。另外，关于低收入人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也有很多的假定条件，比如是随机的过程还是低收入人群中收入偏高的人群会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不同的假定下估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总体可以看到，由于收入效应远大于价格效应，所以总效应是正的。如果低收入人群有2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会提高约8%；如果有5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会提高21%左右；如果有8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提高的幅度会更大。

五、加快提升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政策选择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仅有30%左右，要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如果将只有3%的高收入人群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低收入人群晋级为中等收入人群。那么这就面临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低收入群体更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完成中等收入人群达到一定比重的目标而采取的策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应该考虑让低收入群体中最底层的人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而最有希望的是让低收入群体中其收入靠近中等收入门槛的人群晋升为中等收入群体。因此，我们需要对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分布进行分析。低收入人群中低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下限90%的人群有93%，只有7%左右的人群其收入是介于下限的90%和收入下限之间；大概15%左右的低收入人群其收入介于下限与下限的80%之间。因此，在实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发展战略中，应当针对不同层级的人群的具体特征和他们的收入增长潜力，采取不同的措施，让他们的收入尽快增长，从而使他们尽快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30%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分布差别是很大的。在中等收入（下限）标准附近分布着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他们属于底层的中等收入人群，也是“脆弱”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收入在下限与下限的120%之间。他们随时有可能会下滑到低收入人群行列。如这次疫情就造成一些人群从中等收入群体滑落到低收入人群，这些人群的就业和收入是不稳定的，有一部分人群还没有社会保障。所以，需要对这部分人群进一步加以识别，观察他们收入和就业的稳定性，进而通过一些政策措施，使他们能够稳定在中等收入群体中。这是十分关键的。这个群体中最大的人群是农民工，这是人数规模很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现在收入尚可，就收入而言已是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的收入很可能因受到工作变动、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跌落为低收入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创业者和小微企业主的收入增长。让他们的创业、经营具有便利性和稳定性，需要改善社会的营商环境。此外，不能仅考虑如何让收入位于上层的低收入人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也要考虑收入相对位于下层的低收入人群，如何让他们的收入能够较快增长。这就需要通过缓解相对贫困等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从长期来看，要使得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居民收入能够保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它涉及到如何缩小个人发展能力的差异，比如缩小义务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只要我们能够消除个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缩小个人能力上的差别，最终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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